东洋史学的创始者之一，石田干之助教授曾经在其著名的作品《长安之春》（长安の春）中，鲜明地勾勒了唐朝的繁华景况。
虽然本书已经绝版，但石田教授透过平易近人又优美的文笔，将当时长安的景致描写得栩栩如生。
在讲谈社所发行的学术文库版本中，负责撰写解说的井上靖也曾提及，自己创作小说《天平之甍》（天平の甍）时，也曾参考这本著作。
这里便从《长安之春》中撷取一个段落。
站在京城东面的城墙中门“春明门”附近，举头环顾（略），只见鬈发高鼻，紫髯绿眼的胡人熙来攘往，别无稀奇之处。
在春明门的周边遇见来自西域的胡人，在唐朝盛世已是家常便饭之事。
市声鼎沸，东市近在咫尺，西市尽管略输一筹，寄居异乡的外来客在这里仍是为数可观。
在鼎鼎大名的拓跋之都胡姆丹城（长安城的胡名），皆呼大唐天子为天可汗。
为了商贩之利而聚集此处的西胡之众，声势浩荡。
“春明门”是长安东侧的大门，据说从日本出发的遣唐使就是由此通过。
不只是遣唐使，最澄和空海等留学僧，当时应该也是从这道门进入长安吧。
另外“鬈发高鼻，紫髯绿眼”一文，维妙维肖地勾勒出伊朗人的模样。
而“西域的胡人”或“西胡”等词，指的当然是粟特人。
这些人数量众多，聚集在春明门周围来回闲晃。
这是有理由的。
长安的性质近似于东京的丸之内，1各个区域都有围墙相隔。
基本上，住宅区和官厅划分得十分明确。
不过，春明门的附近有一座名为“兴庆宫”的宫殿，斜对角也有被称为“东市”的市场。既然有市场，商人必随之聚集。因此周边自然也就住了不少粟特商人与其随从。
另外，长安西侧也有“西市”。相较于长安，粟特地区更靠近中亚的西部，从西方而来的粟特人，照理来说应该待在西市居多。
然而由粟特商人也大量聚集在东市这点来看，可见他们几乎把持了长安整体的经济命脉。
或许此现象并不仅限于长安，而是唐朝经济的概况吧。所以石田教授才会指出“西市尽管略输一筹，寄居异乡的外来客在这里仍是为数可观”。
另外，“鼎鼎大名的拓跋之都胡姆丹城”这句话，也展现了石田教授高明的语言技巧。
“拓跋”（Tamγač）指的是唐朝，“胡姆丹”（Khumdan）则是波斯文中的长安。
追本溯源，唐朝皇室的血脉为建立北朝的鲜卑拓跋氏这支部族。
他们是游牧骑马民族，原先不说中文。而且，“拓跋”一词也是音译而来。所以许多粟特人才将承袭拓跋氏系谱的唐朝政权称呼为“拓跋”。
接着，关于“皆呼大唐天子为天可汗”这句话的解读，因为唐朝承继了过去突厥所控制的疆域，游牧民族、或从事游牧活动的民众便将唐朝的天子尊称为“天可汗”。
从《长安之春》这一段文字，我们得以一窥当时非常国际化的长安。
这样的特色并不只存在于长安这个都市，笔者认为它象征了唐朝建立的历史发展脉络、地理版图的推移，以及整个政权的性格。
繁华的国际都市──长安
说到唐朝，总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，那就是由中国人所建立，完全属于中国的光辉盛世。
不过，当时长安实际的样貌，却是一个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的都市。根据石田教授的论点，这个时代尤以伊朗文化特别突出。
最典型的例子，可从“穷波斯”一词得知。
“穷”意指贫穷，而“波斯”是“Persia”的音译，这里指的是粟特人。这个词汇的直译虽是“贫穷的粟特人”，但却是比喻用法，表示“这种情况非常少见”。换句话说，粟特人几乎个个都是大富豪。
过去，“胡”这个字指的是匈奴或鲜卑等游牧民族。但从这个时期开始，则固定用来指称粟特商人。当时的通俗小说当中，也时常出现“胡人”大量采购中国贵重物品的情节。
除此之外，他们也带来各式各样的宗教，在唐玄宗主持朝政的“盛唐”时代，长安建立了大量的寺院。
在唐诗的世界，也有杜甫和李白引领风骚。这时代真不愧是唐朝的全盛时期。
顺带一提，在同一个时间点，西方世界也因应气候寒化，历经秩序体系的细分化，之后则由伊斯兰教重新整合分裂的局势。东西双方不约而同出现相同的趋势，展现了平行发展的动向。
只不过类似的整合过程，也存在着许多错误的尝试，不可能完全取得成功。
唐朝采行的基本做法，是吸纳多元文化和特性，从不同地方获取利益，以求全体皆能发挥出最大实力。
只是这种做法，关键在于一个统筹的组织，能够整合各个势力的利害关系。
不用说，唐朝就是负责担当这项任务。
其实关于这方面的研究，截至目前为止仍有待进一步的发展。
但是在笔者眼中看来，从隋朝一路发展到唐朝，原本属于无解的问题一个一个减少。
乍看之下，唐朝处理得相对顺利。不过，实情也非全然如此。